牵扯着众多明显的、隐藏的、可见的、暗含的利益，中国3G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之焦点。政府、企业、运营商、专家围成的圈子里，每天都在为了同样的问题而争论——中国3G到底何时启动？
有人支持“立刻”，有人看好“稳健”，有人叫嚷“放弃”……众多态度鲜明的观念里，众多利益纠纷也搅得不亦乐乎。而这其中，阚凯力教授因其“勇猛的大炮风格、辛辣的语言特色”成为一方代言，而反对他的人，也多是背景雄厚，学识渊博，让人深信不疑的专家学者。
曾经，阚教授看准了小灵通的灰暗结果，猜到了ISDN的晦涩命运，更将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前进步伐分析得头头是道。而这一次，这门大炮能准确地炸响中国3G这座暗流涌动的堡垒吗？被人冠以“中国移动枪手”身份的他在中国3G进程最为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3G可不上！”
2005年6月，“通信产业大炮”阚凯力再一次将自己置身于3G漩涡之中，“奋不顾身”的动机，只因要反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邓寿鹏的挺3G论调。
邓寿鹏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常务副理事长，有过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研究的经历，在3G方面自然有些“专家观点”，偏偏这些观点冲撞到了“炮口”之下。邓局长在出席近日召开的中国移动通信服务高峰论坛时，关于“中国3G未来5年将大规模部署”的表态引起了一贯反对3G仓促上马的阚凯力的抨击。
双方截然不同的观点，给本就岌岌可危的“3G生态圈”掀起了轩然大波。政府的态度一向是谨慎稳妥的，如今终于出现“有希望的论调”，却又被人否定，不由引起众多人士，尤其是身家性命悬于3G一线的众人大发感慨。
阚凯力为什么要反对中国上马3G？在相关企业几乎失去耐心之际，他抛出此番论调是何用心？中国真的可能跳过3G直接进入4G吗？3G到底有没有上的必要？3G真值得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公司等待吗？更重要的是，3G真值得国家投入数千亿元的资金吗？
也许，笼罩在中国3G头上的乌云太多，在各种利益关系的纠葛下，连鲜明的真理也被传诵成了模糊的只言片语，而中国3G也不过是一只陷入网中等待瓜分的可怜虫。
2年多来，《IT时代周刊》一直追踪采访着阚凯力教授，也见证了他对电信行业的诸多见解和思考。在中国3G被炒得热闹喧腾的今天，本刊将采访札记进行整理后发现，阚凯力教授的这番观点对中国的3G进程而言，也许有着拨云见日的点拨之意义。
附阚教授其人
阚凯力的“火爆”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他一直是中国电信业少有的几个批评者之一。大到行业变革，小到运营业务，几乎都伴随着他的“阵阵炮声”。
两三年来，面对电信行业每一次出现的热点、新的通信政策的解读，《IT时代周刊》记者都曾和其取得联系，而阚教授也一贯地不作掩饰，有什么说什么。
熟悉阚凯力的人认为，也许正是他颇具曲折的经历才铸造出今日的锋芒。
阚凯力3岁随父母到美国，5岁又回到中国。好学的他经过不断努力考取了清华大学，但恰逢文革期间，在电子学系只读书1年就被分配到张家口无线电厂工作。1976年，阚回到北京，被安排在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作通讯系统设计工作。33岁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中的一员，到斯坦福大学(美国硅谷高技术公司70%的CEO都是从斯坦福毕业的，因此被称为硅谷的母校)从事电信领域的研究。回国后，在信息产业部担任要职。2000年，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聘其担任所长。
从其经历中，我们能看到很多身不由己的无奈与辛酸，而这份波折，正好锤炼出其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意志。中国电信改革的历程中，充满了阚凯力的声音，虽然辛辣却总透露着一份用心良苦。
历史是很好的镜子：1987年，阚凯力在中科院叶培大院士的领导下，起草了一份《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的报告。这篇仅有2千多字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建立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份制公司、逐步对外资开放，以及其他许多电信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被后来称为“8个问题、9条建议”。报告一出，掀起了轩然大波，毁誉不一。但后来随着我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发展，逐步证明了报告观点的正确性。从此，阚凯力被世人熟知。
80年代中期，ISDN炒得火热，人们觉得21世纪就是ISDN(综合业务数据网)的世纪。当时，那是个“谁要怀疑ISDN，就别想在电信界混了”的年代。可刚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到太平洋贝尔公司任职的阚凯力却坚决反对在ISDN上大规模投入。几年过后，当时在ISDN上投入了几亿、几十亿美元的美国各大公司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而得益于阚凯力的策略，太平洋贝尔公司却避免了巨大的损失。
90年代，阚凯力断定小灵通必死的言论遭遇业界千夫所指。可如今再看，小灵通日见式微的表现印证了他当时的判断！
随着炮轰胡鞍刚、邓寿鹏等言论的发表，人们在承认阚凯力成为中国电信界响当当的“大炮”之时，也在质疑其此举的动机，为何他要一再反对中国启动3G呢？是个人因素还是背后有利益集团指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