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携号转网的实现遥遥无期，因而其只能代表消费者的一个梦想。举例而言，如果有人看中了联通的价格优势，但是，如果要同原有的全球通号码告别而去转网，因为客户和亲朋都只知道这个号码，转网代价远远大于话费的节省额。反过来，这也限制了联通用户向全球通转移。

　　从本质而言，携号转网已经涉及到电话号码资源的归属问题。在电信垄断阶段，号码资源天然附属于网络，从而也成为运营商任意处置的特殊财产。也就是说，号码与网络密不可分。在中国，消费者缴纳了选号费和SIM卡费，仅仅获得号码的使用权，即便暂时不用该运营商的服务而想保留号码，也必须缴纳一定的“保号费”(全球通是10元/月)，否则该号码只能被取消。

　　携号转网制度的出台，有效地削弱了运营商对号码的控制，号码也由电信寡头的垄断资源转变成公共资源，以后还可能演变成消费者的私有财产。这种资源归属的演变将转网的壁垒彻底拆除，消费者有更大的自由度来选择运营商，而运营商之间也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比拼资费标准、网络质量和服务质量，其先进性自然不言而喻。 　　纵观中国的电信市场，六大运营商在相对封闭的领域过着惬意而舒适的生活。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不充分，所以才需要尽快引入携号转网机制。携号转网带来游戏规则的改进，使得每个入局者得到更公平合理的对待。不过已经有专家指出，携号转网虽然是件好事，但是必须承认，携号转网在中国实施还必须面对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国际普遍性，也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在竞争不完全的条件下，急匆匆地嫁接到中国，反而有可能演变成“南桔北枳”的不良后果。

　　第一，技术障碍。目前，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如此发达，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而携号转网主要对用户数据记录进行修改，查找新的接入路径，实现起来并不存在太大的障碍。事实上，很多国家的成功运营经验已经证实了携号转网的可实现性。2001年5月，信息产业部曾经组织过相关的技术探讨会，后来却不了了之。中国运营商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上亿的用户数据，相比国外百万或千万的处理等级，难度要大。

　　第二，成本负担。大型运营商抵制携号转网最大的理由就是成本负担问题，因为现有的网络设备不能提供好号码携带功能，必须采购新的设备来完成，由此增加的成本有可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同时还引申出更现实的两个思考：新增成本到底有多少？谁来负担？

　　如果让新增加的成本都由转网的消费者来承担，未必公平合理。可选的方案有三种：一，由使用该项服务的消费者负担；二，由各运营商全部负担；三，在前两种方案之间进行折衷(笔者倾向于此)。

　　第三，监控问题。一项新的业务，如果没有监管和控制，将会导致极大的混乱，并由此导致新的问题。在一个连互联互通都难以保证的电信市场，很难想象转网的消费者能够保证获得同等的服务？在服务阶段，涉及到一个消费者的基本信息从甲运营商传递给乙运营商，中间的环节颇多，任何一个破绽，均会导致扯皮和推诿的事情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出台相配套的管制政策，才能监督携号转网业务顺利而有序地实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