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我们要对阚凯力教授和胡鞍钢先生保持尊重和敬意。他们跳出了教学圈子，对事关国家经济大事之事件均发表各自见解，甚至变成了争论、指责和漫骂。我想我们缺乏这样的教授，我们缺乏这样敢于直谏者。但是，我们要问，对于中国的3G而言，我们还缺乏这样的理论吗？
在中国，3G被鲜为人知的叫嚷了起码5年之久，中国也破天荒的提出了TD-SCDMA国际标准。而在国外，技术研究和理论探讨3G起码也有十年了。目前基于WCDMA和CDMA2000运行的商业网络已近200个，3G用户数已经超越1.5亿。国外的运营商和制造商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3G的运营和发展经验。
而时止今日，我们的教授们却依然在讨论3G早上是否对中国有利这样问题上。而我们的阚教授竟然有工夫用批学生作文的心情去较真胡先生的3G报告，提出所谓的报告中硬伤多的理论来。事实上，胡先生的报告的确有漏洞，研究3G的同志们估计都可以看到。但是，这样的报告又能说明什么呢？两位教授的观点其实代表了目前国内对3G市场的两种态度既赞成派和反对派。只不过，阚教授这几年用比较激烈的论调阐述着自己对3G的独到看法，可被视为坚定的反对派。而胡先生的大论无非是把赞成派的观点加以总结，而且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对其添砖加瓦无非是好看一些，自不然也就少不了所谓的硬伤。
而事实上，两位都是理论派，都在用自己的感情说话，都要标榜自己的观点。而我们不仅要问，这样的理论到底对中国实施3G有多少用处？对政府决策部门到底有多少用处？难道说政府决策部门需要的是这样的理论结果吗？我们不妨看看两位先生的一些观点。
胡先生：据我们估算，3G业务开展后最初5年每年可带动GDP增长约1800亿元，约占新增GDP的1/8到1/6，占GDP总量约1.2%；据我们估算，3G每年都将为我国创造80万-1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约占新增就业的1/10到1/8，将有效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压力。(3G的作用是否有点太重？)
阚教授：关于中国的3G建设，要建立"问责制"：首先，如果仓促上马3G造成巨大损失，则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其次，如果国有企业因为3G造成损失，则要追究企业领导的责任。此外，对学者也要问责，"纯粹的学术研究无所谓。但如果牵扯到这么大的国有资产，你随便发表言论造成损失，也要追究责任！"(你敢说，谁敢干！)
两位先生的观点不所谓不精彩，不所谓没道理。但是，到底有多少道理我一直没有看明白。难道说，中国上3G就真的这么难，必要要过理论关？那么，实践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浓缩了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所有故事。我想，这同样适用于中国的3G发展。没有实践，怎么能够说明正确性。难道用阚教授的话说，万一失败了，就不上吗？难道说用胡先生的可带动GDP的大幅提升而马上上吗？我想都不是，这两年来，我深刻的体会到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的许多专家和官员的理智，不盲目冒进，也不缓慢跟进，而是科学走近，这才是中国政府的3G发展观。
中国市场不同与欧、美，也不完全雷同与日、韩。中国3G发展要走属于自己的路。比如人口众多、有自己提出的标准参与、国民经济依然落后等诸多原因。因此，选择一条适合中国需要的3G道理非常重要，就如同走科学社会注意一样，我们要做科学3G。既要考虑国际因素，也要考虑本国实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萎缩不前，而是要适时推出。否则，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年不变的道理。
2005年，我们不妨就做3G的实践年。SP和运营商要充分利用现有2.5G的网络演练和创新数据业务(目前大有斩获)。WCDMA和CDMA2000的系统设备和终端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可喜的是在2003-2004两年里，华为、中兴已经表现的非常抢眼)。TD-SCDMA必须有更大的开放性，让更多的企业参与产业链的运做，尤其是TD-SCDMA终端需要更多的企业参与。信息产业部必须对三个标准之间的互操作性进行更进一步的测试。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必须对科学发放牌照进行全面评估。运营商必须进一步提高管理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业务营销能力。而国资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运营企业的管理，搭建科学的管理班子，避免盲目投资和冒进投资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信息产业部和立法机构必须进一步加大电信行业监管和法律完善，为全面竞争打好监管服务和法律服务……
提了这么多，我想都是需要实践才能检验的，也是2005年必须实践的，否则我们必将落后。而我们可以从2005年信息产业工作会议报告中所透露出的点点滴滴可以看出这样的希望，让我们共同祈盼中国3G春天的到来。
我也建议阚教授不妨多研究研究4G，而胡先生似乎应该多学习学习3G知识，以便为中国的通信发展做出更多的理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