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听证会”在争议声中落幕。会上，18位听证代表就两套听证方案分别发表了意见。因为两套方案平均降幅分别为14.9%和63%，所以大部分听证代表赞成第二套降价方案，并希望在此方案的基础上做适当调整，降低资费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同时，也有电信运营商代表认为第二套方案降幅大，承受不了。
当前社会各界对于降低漫游费的呼声很高，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怎样才能真正在漫游状态下减少支出?运营商对降低漫游费所带来的竞争格局恶化的忧虑有没有道理?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副总工何霞。
听证会不是通过会
有媒体用“未果”、“无果而终”、“没有形成最终定案”等来形容此次听证会。何霞纠正说：“听证会不是通过会，召开的目的就是听取各方的意见。无论是专家、消费者代表还是企业代表，都各抒己见，并不需要通过方案。”
她表示，研究组提出的方案，以及听证会上各方对两个方案的意见，都将最终归集到决策部门，并由决策部门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做出决策。听证会后，就是政府部门做出决策的问题了，“政府部门一定会调整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召开这个听证会了。”她坚信。
国家发改委和信产部会后表示会尽早出台降价方案。最近有报道称，信产部相关人士表示，春节前制定出漫游费上限标准。标准的出台有没有具体时间表?对于这个问题，何霞表示并不知情。
方案无法穷尽所有可能
“降低漫游费的核心目的，就是减轻消费者的负担。为此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上限偏高的问题;一是计费复杂的问题。”何霞强调。
从会上讨论的方案来看，两个方案都取消了高出本地通话费标准资费的每分钟0.2元，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据何霞分析，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方案一实行主被叫按统一标准收费，而方案二实行了主叫和被叫差别收费。其次，方案一仍区分后付费用户和预付费用户，实行不同的漫游费通话上限标准;方案二统一了这两类用户资费的上限标准。第三，方案一对用户漫游状态下占用国内长途电路的通话费另外加收国内长途话费;方案二合并了用户漫游费和国内长途通话费，不再另外加收国内长途通话费。第四，包含国内长途通话费的情况下，国内漫游状态下通话费用上限标准平均下降幅度不同。
显然，方案二的降幅是比较高的。“研究组力求在方案二中有一些创新。”她指出。方案二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三个“就低折算”。例如，主叫每分钟0.7元是由0.4元和0.3元组成的，其中0.4元是合并了0.6元和0.4元，就低取值是0.4元。三个就低之后，总价格下降很多。其次是一定程度上的单向收费。将本地电话被叫免费延伸到漫游这里，漫游状态下不收本地费，只收长途费。再次是改变叠加结构，取消同城特例，给消费者一个简单、透明的资费。
据消费者代表、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戴崴反映：漫游主叫实际调整后的每分钟费用比原来还高出0.1元，给消费者造成了不降反升的认识。对此，何霞指出，这类消费者只占整个漫游状态的一小部分。漫游时只打漫游地电话的更少。虽然主叫本地的时候是上升了，但是作为被叫的时候下降了，为每分钟0.3元。虽然在一些情况、环节是略微上涨的，但是总体来说，费用下降了，消费者要综合考虑自己的性价比。如果要简化结构，就不可能考虑所有的情况。
同网同价必然造成穷人为富人埋单
有人呼吁实行同网同价，何霞当即否认了这一说法。她认为，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各地消费者的需求和价格承受能力都不一样。平均之后，对低端用户尤其是农村用户是非常不利的。考虑到低端用户群的利益，当前并不具备同网同价实施的条件。
“我们在这次制度设计中没有形成穷人为富人买单。为什么呢?因为本地通话费是不变的，只是把漫游费降下来。我们充分考虑到区域差异的问题，因此仅提出一个上限，给各个地方的运营商留下了发挥的空间。运营商可以根据市场竞争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她说道。
既然如此，那么漫游漫游通话费下调的受惠覆盖面到底有多大?据介绍，中国联通漫游用户占用户总数的20%，漫游收入中的80%仅来自2.5%的用户。
“的确，漫游费用收入在运营商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但是，漫游通话费下调的受惠覆盖面还是比较广泛的。”她继续说道，通过对漫游费进行经济学分析，发现漫游费的价格弹性开始是很低的。现在，随着人们跨越区域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加强，现在的或者潜在的漫游需求增加，导致漫游费的价格弹性增加。因此，需要加强这方面价格的管制。
真正的通信福利源于有效竞争
在听证会上，除了中国移动外，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等运营商的代表都对资费下调给企业带来的冲击表示担忧。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监朱正武说，无论哪种方案，都会加快移动电话对固定电话的全面替代，加强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局面。其垄断地位一旦形成，反而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
“运营商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中国电信市场的非均衡性已是有目共睹。仅调整资费，不改变失衡的市场结构，对竞争是不利的。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发放全业务牌照，并且实现有效竞争。”何霞指出。
她强调，总的来说，国家利益、企业发展和通信福利是协调统一的，但也并非完全如此。要真正解决三者的平衡问题，必须在市场结构调整上有新的政策，通过增加竞争主体达到促进竞争的目的，这对消费者最有利。比如，市场上有四家竞争主体，各占25%的市场份额，就是略微均衡的竞争，这样就能使价格降下来。她认为，这是最优的模式设计，而在目前不均衡的市场结构下，政策的干预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