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的三句话可以很好地概括他对家庭、工作乃至人生的态度。
“不可含怒到日落”，信奉基督的雷鸣，时常自诫。
“教育改变命运”，两次重大选择，从内地到香港，再到美国的经历，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这辈子没白活”，亲历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电信反垄断，AT&T纵横拆分、日本电信以及中国电信业的风起云涌，现任GSM协会中国区总裁的雷鸣如是感慨。
废墟中的机会
雷鸣觉得自己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
文革期间的一天，他从离家不远废置的图书馆中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一地的书散落在那里，无人问津。雷鸣费了很大劲，拨开积压的砖头，挑出一些来，一摞一摞地抱回家去。“政治、经济，这些问题让我茅塞顿开，影响很大。”
有这些“良朋”作伴，赋闲在家，倒也并不寂寞，但久而久之，生存的欲望、精神食粮的不断警醒，让正处壮年的雷鸣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于是，一家小型的锯木场悄然成立。这一决定，解决了雷鸣的生存问题。“没想生意还不错，为当地制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时间一长，这样的重复劳动让雷鸣开始去权衡生存之后理想的实现问题。
商业逻辑都告诉人们，高风险才能带来高收益，但当时的雷鸣并未深谙个中道理，怀揣理想，去香港求学。那时从广州来到香港，被视为非法。那一年，雷鸣22岁。因为年龄的原因，“心理压力很大。”
数年后，雷鸣又漂洋过海到达英国、美国，“两次选择，我的人生轨迹就此划定。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因为一切都是未知的。”
其实，雷鸣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早年的学习经历，让他完成了早年的知识囤积，而他真正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雷鸣一心向往太空事业的理想形成于在香港生活期间。那时候，雷鸣为求生计在半工半读，一次，送面包到酒吧，电视里正在播放美国太空人登月，“我当时好向往，大学期间就读了通信。”
在美国，197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获得了两个面试的机会，分别是GE和IBM。IBM的招聘方向是研究喷墨打印机，“IBM在场人员讲了很多过于细节的东西，他们讲的时候，我睡着了。”面对记者的疑惑，雷鸣解释说，因为“我不喜欢太沉闷的东西。”此时的他，沉浸在回忆中，“虽然，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IBM是很好的公司”，而GE的工作是与太空有关，在二者之间雷鸣自然选择了GE。
1969年美国登月计划的实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投身于太空事业，雷鸣也是其中之一。光阴荏苒，回想过去，如果不是1986年亲眼目睹了美国载人航天飞机发射几秒钟后发生爆炸，雷鸣不会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我惊呆了。”那时，他发现，“人是多么渺小，不管是爱因斯坦还是牛顿。”
“最精密的仪器，最超前的智慧，最充分的资金，也抵挡不了命运的安排。”雷鸣说，“命运给予很多不同的机会，但冥冥之中已经有了奇妙的安排。”
雷鸣说，那次经历，改变了很多东西，暴躁的脾气、处世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坐在对面的雷鸣说，此时的他，年近六旬，语调缓慢，神态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