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张昕竹接受了电信网间结算和资费体系研究的项目后，这个原来很低调的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就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2004年，关系到各个运营企业实际利益和命运的跨网络结算成了最敏感和棘手的监管问题。虽然张昕竹项目组的测算结果和新的结算体系方案早在5月份就已提交到信息产业部通信管理局，但由于相关各方的反响过于强烈，直到9月底，通信管理局才组织各运营商及相关人士对这一方案进行了首次正式讨论。据知情者透露，讨论的结果并不乐观，各方的分歧之大已经超出了相关部门的预料。本来计划年内可以出台的新的结算体系看来将面临“难产”的命运。专家指出，以目前的进展情况看，年内最多只能出台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网间结算只是“牛鼻子”，由它牵扯出来的却是电信行业监管整体思路的转移。
去年，当王旭东就任信息产业部部长之初一再强调“宏观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时，人们对于电信监管的走向并不完全清晰。今年，当我们再次面对网间结算、资费等敏感问题时，却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监管者的重新定位和监管思路的逐步改变。
网间结算，算得清吗
作为一名学者，张昕竹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惴惴不安过，因为不仅他提出的网间结算方案本身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对“张昕竹到底懂不懂电信”都发出了质疑。而让“圈外人”来计算电信行业内最复杂和特殊的网间结算成本却恰恰是监管者用心良苦的一次选择。
今年初，信息产业部组织了一个由中外专家组成的小组，设计新的网间结算体系。张昕竹为中方负责人，而享有盛誉的“电信成本”设计大师、麻省理工经济系杰瑞·豪斯曼教授为外方负责人，但具体的工作几乎都是由中方小组完成的。虽然四大运营商各出了200万元人民币为这个项目“买单”，但运营商和信息产业部等电信圈内的专家，全部被挡在了项目组外。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说：“研究院就有几百个专家，难道算不出结算成本吗？信息产业部选择社科院来做这个项目，其实更多是为了‘避嫌’，中立机构避免了运营商与监管部门‘孰远孰近’的问题。”
在对网间结算的各种争议声中，只有一点是得到共识的：“现行的网间结算体系已经不能与现在的运营环境相适应了。”现在的网间结算办法还是1994年由原邮电部制订的，虽几经修改，但其基本框架并没有多大变化。依照现行的网间结算体系，移动电话拨打固定电话需要向固网运营商结算0.06元/分钟，而固定电话拨打移动电话则不需要支付结算费用，固话网之间的呼叫免费，移动网之间，也就是中国移动和联通的网间呼叫，也按0.06元/分钟结算。由于移动和联通之间的通话量相当，结算费用大体持平，因此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在了固网运营商和移动运营商之间。
现行的结算办法，可谓两边不讨好。深受移动电话分流之苦、市场份额迅速下跌的固定电话运营商一直抱怨网间结算费率过低，称无法弥补网间通话成本，他们认为结算费率应该提高到0.16元/分钟。而移动运营商也因小灵通而备感不公平。因为小灵通被定义为固定电话，因此移动电话在拨打小灵通的时候也要付0.06元/分钟，而小灵通拨移动电话则不付钱。已经达到6200万的小灵通用户，使移动运营商背上了更加沉重的网间结算成本。2003年，联通网间结算支出达61.9亿元，中国移动达128亿元。
双方矛盾的日益激化，要求监管者必须拿出新的结算方案。张昕竹小组便承担了这样的使命。选中张昕竹除了他的中立立场之外，另一个原因便是其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师从规制经济学大师让·拉丰，对电信管制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他是对电信业务进行定量分析理论的支持者，在张昕竹的观点中：“成本测算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张昕竹专家小组成立之后，各运营商也随之组织起了成本测算小组。一方面按照信息产业部的要求为张昕竹提供所需数据，另一方面，也按照各自的方法进行了测算。
令张昕竹没有想到的是，按照科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模型，后来遭到质疑的恰恰正是它过于科学了。虽然提交到通信管理局的方案属于高度保密范畴，但从各方的反应来看，其与运营商各自心中的预期相差甚远。无论是固网运营商，还是移动运营商，网间结算的最终方案都将直接关系到每个运营商的巨大利益。以静态收入估计，网间结算每调整一分钱，对运营商的收入影响都将超过10亿元。在面对利益时的各种博弈，远远不是成本可以解决的。虽然张昕竹算出了成本，但网间结算问题的核心也许并非成本原因。
至于张昕竹小组所提出方案的命运，专家指出：“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将其作为一个基础的依据，然后各运营商再各自提出方案进行谈判，最终达成结算方案。”这也是国外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各运营商在讨价还价、相互妥协之后的方案，也许才是市场真正需要的结算方法。
从煞费苦心地选择结算模型的计算者，到现在慎重面对运营商不同的说辞、怨言和争论，监管者显然在努力协调各企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不同利益。这与以前由信息产业部直接拿出一个方案发下去，要求各企业去执行的工作方法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应该说“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对王旭东部长“强调宏观环境”的总方针的一种具体诠释。
除了网间结算，在资费的监管方面，监管部门对企业利益和关系的权衡体现得更为明显。
